杨绛是个多面手,剧本、小说、文论、散文、译作均有涉猎,且颇受读者推崇。但从评价话语体系勘探,尤其是从文学史考量,杨绛是寂寞的。一九八〇年代以前的文学史(如一九五五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丁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一九六二年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均没有提及杨绛。一九八〇年代重写文学史,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前出版的文学史还是不提杨绛。世纪之交,杨绛才开始在老年散文创作群体里占据一席之地(如一九九六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刘锡庆的《新中国文学史略》、一九九九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一九九九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进入二十一世纪,杨绛研究虽然逐渐增多,文学史对其评价也日渐升温,比如凌宇肯定杨绛四十年代的喜剧对市民文化的讽刺,刘勇挖掘杨绛散文“超然体悟世俗人生”的独特韵味,德国汉学家顾彬谓“翻译家杨绛”写散文“语言波澜不惊、无怨无悔”。此外,还有学者针对她的小说、散文或戏剧做过专题研究,如杨义、敏泽、张健等人。但总体上看,对杨绛创作的综合研究始终没有充分展开,缺少整体观照和全面梳理,大多是局部评论和研究。目前,只有孔庆茂的《杨绛评传》(华夏出版社,一九九八)和罗银胜的《杨绛传》(文化艺术出版社,二〇〇五),相对兼顾全面。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当代文坛对杨绛的文学贡献已有所关注,但仍未能给予她完整充分的评价。

一本好书都会具有值得挖掘的多重价值,《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也不例外。该书聚焦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以访谈录的形式再现了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马敏、罗钢、葛剑雄、陶思炎、胡星亮这十位“堪称一代学术精英”的大师兄的艰辛求学历程,勾勒出新中国文科学术的重建与复兴历程,是研究中国近代阅读史、高等教育史、学术思想史的珍贵资料,也是个体如何融入时代的有效指南。开山大师兄们,一向认真回应时代,始终自强不息。在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之前,他们或者晴耕雨读,或者工读结合,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等来上大学的机会之后,得以顺利实现升学的梦想,师从良师,在专业领域里自由翱翔。70年间,他们很好地处理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与共和国共同成长,成为受人尊敬的开山大师兄。他们光大了中国文科学术,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成为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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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杨绛作品的“寂寞”根源何在?是什么遮蔽了文学史家的洞察力?笔者认为,杨绛创作的边缘化以及缺乏整体研究,不仅关涉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还牵涉到文学评论的尺度标准。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探究影响杨绛创作评价的可能原因。

有书就读,如饥似渴

冯牧肖像 罗雪村 作

独立姿态:没有主义的旗帜

回望开山大师兄的成长历程时,人们可能会故意夸大改革开放之前时代环境对个体的压抑,或者借开山大师兄的教育经历而批评当下过于标准化的教育与学术管理体制。这些想法和做法不无道理,但也值得警惕。诚然,外部环境对个体成长的影响十分巨大,但葛剑雄说得好:“一个人的成功首先是个人的天赋,第二是机遇,第三是自己的努力,前面的都不是我自己可以左右的,自己的努力是可以选择的。”与其自怨自艾或者感叹生不逢时,不如做好自己,奋发向上。

在庆贺《文艺报》创刊70周年的时候,很自然想起老主编冯牧同志。他离去已有24年,今年还是他冥诞百岁,因此更让人感怀。如果他还健在,一定又会和大家欢聚一起开怀笑谈《文艺报》走过的艰辛之路,不仅使我们受到教益,还因为他的谈锋睿智,成为一种享受。

从杨绛涉足文坛开始,她坚持写作是心灵的自由表达,既不诉诸个人功利,也没有文学启蒙的救世主情结,而是抒发自我、关注个体,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与文学的时代潮流始终保持距离。这种创作态度代表着一类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清高孤傲和明哲保身。他们往往鄙视功利创作行为,写作只为吐一己之快,以灵魂独立和心灵高洁为创作根本,有一种以文自娱或以文养身的贵族气,这类知识分子往往容易为主流话语所遮蔽。另一方面,文学史常围绕文学社团、创作流派或文艺论争来编纂,以此为单个作家定位。作家若依附于某个流派或团体,相对比较容易在文学史中占据一定位置。杨绛先后在北京、上海学习和生活过,两处都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中心城市,要加入某个社团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她坚持独立的创作姿态,淡泊名利,拒绝跟风作秀,更不拉帮结派,始终游离于宗派论争之外。因此,文学史一度忽略杨绛的创作也不奇怪。

阅读《开山大师兄》,最令笔者意想不到的是,那个在别人看起来并不太美妙的时代,在大师兄们的眼里却没有那么糟糕。马敏说:“虽然那个时候知识荒,要找点书看很不容易,但只要用心,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钱乘旦也坦言,“如果说自己抓紧了,能读很多东西”。根据他们的经历,知青们如果愿意学习,一般不会受到恶意阻拦,并不存在“插队的知青在农村爱学习,找时间读书,贫下中农不许他们读,敲锣打鼓去捣乱”的情况,“那时候的农民对读书是非常支持的”,只要干完该干的活,就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当莫砺锋因为年龄超限无法报名参加高考而发愁时,乡亲们还为他出谋划策,建议以英语特长生的身份报考。最不幸的要数李伯重,身处云南边境,学英语有叛国的嫌疑,他也曾因此受到检举,但最终还是过关,“白天劳动,晚上回来,就在油灯下读书”“学习始终没有中断”。

1978年《文艺报》复刊初始,我就在冯牧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交往了17年,直到他去世。他很有点与众不同,他不摆架子,不说套话空话,更不居高临下。我总觉得他既是领导又是同志,既像老师更像朋友,既是前辈更像是兄长。

什么时期写什么,杨绛自有主见,这是一种遵从内心呼唤的选择。她早期的小说散文,算是练笔,主要表达人生感悟和哲理思索,跟当时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潮不搭边。这些倾吐个体经验的文字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四十年代羁留孤岛上海,杨绛在朋友鼓励下尝试写剧本,发表了几个反映小知识分子生活的世态喜剧,演出后反响热烈,深受业内同行柯灵、李健吾的好评。不过,在民族危亡时刻,大谈儿女私情,拉扯家长里短的作品很难博得评论界的持久关注与赞誉,几朵开在戏剧园地的小葩,就此湮没在五光十色的革命文学洪流中。同时期,杨绛还写了一些世情小说,刻画都市中下层百姓生活和小人物的灵魂挣扎,没有发表的机会,就锁进了抽屉,束之高阁。五十年代文学语境变迁,杨绛明智放弃创作而“遁”入翻译,非常年月的无奈选择也做得风生水起。八十年代,杨绛的《洗澡》和《干校六记》恰如诙谐的小插曲,打破了反思文学揭露与控诉的单调气氛,率先引领了文学自我的觉醒。二十世纪末,文学创作日趋多元,许多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喧哗而热闹,杨绛兀自清醒。清理着夫君毕生的读书笔记,沉湎在和往事故人的心灵对话中,笃定淡泊地咀嚼着记忆。爱女钱媛和伴侣锺书相继去世,失亲之巨痛没有打倒杨绛,英文版《斐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翻译完成了(二〇〇〇年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钱锺书手稿集》收工,《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的心语出炉了,我们看到了一个心灵自由,艺术青春常在的杨绛。

开山大师兄们都是“在精神上挨过饿的人”,他们无一例外地渴望读书,“千方百计地到处去借书”“看书基本上没有停”。交换和借阅是常见方式,“朋友之间、同学之间相互借阅,各个人家多少会留藏一点图书,有的是以前图书馆借出来的还没来得及还”,有的是从被撬开门的图书馆拿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会不约而同地借批《水浒传》、“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机会阅读相关书籍。最特别的办法来自葛剑雄和马敏,前者通过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军事文选》学习英文;后者用糖果贿赂有藏书的人家的孩子,鼓动其将家里珍藏的书偷偷拿出来给他看。

他主编《文艺报》7年,我们没有给他置备一个办公桌,更不必说什么单独的办公室了。当时条件比较差,编辑部设在简易的防震棚,只有几间简陋的房间。他来编辑部要不坐在总编室的破沙发上谈事聊天,要不在空着的别人的办公桌上看稿,从不计较。

(本文节选自《杨绛研究资料》)

有书就读,如饥似渴,不问主题和专业,也不管条件的优与劣。马敏在别人喝酒唱歌的时候,拿棉花塞耳朵里排除干扰专心读书,莫砺锋承认自己的十年插队生涯“不算完全荒废”,利用空余时间“不惜工本地背诵作品”“背过好多东西,《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头到尾背过,《古文观止》大概背了有三分之二”,唐宋诗歌能背诵的也有“好几千首”,又将许国璋英语“恭恭敬敬地全用印刷体抄了一遍”。尽管这样的阅读零零星星,很不系统,成为开山大师兄之前,他们还是读了不少文学、史学、哲学的书籍,知识方面应该打了比较全面的基础,这对他们日后的专业发展和特色形成大有裨益。

有一个时期,他连续被文化部、文联,当然还有作协等许多单位委以重任。早上他到办公室来时就会笑眯眯地站在我们的桌边说:“我又多了一个头衔……”他像是觉得挺好玩似的。有时一早来了就笑着对我们说:“啊!昨晚我看了一篇小说,真好!”于是就讲开了怎么好怎么好。他那种高兴的样子就像小孩得了什么好东西畅怀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