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四个多月,今天我要敬告关心这张“合影”之谜的读者,无需等待日本学者去弄清楚,我们已经找到了其中的“敬隐渔”,谜底已可揭晓。

综合来看,陈祥道的礼学思想主要体现了三大方面的特点:

此外,他们在语法学、语义学、语源学等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

罗兰预言“我们还会再见到他”,但在罗兰日记中,片山敏彦造访罗兰却仅此一次,他与罗兰的合影只能是1929年7月2日所摄。

陈祥道受中唐以来疑经惑传思想的影响,秉承了其师王安石“三经新义”的批判与创新精神,在秉持自孔孟而来的儒学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其《礼书》敢于议论、指摘郑玄、孔颖达等前贤的传注,甚至敢于议论《礼记》诸篇的是非,质疑批判荀子及其他儒学先贤的礼学论述。但与此同时,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来看,尽管他是王安石的学生,在王安石被废之后政治上也受到不少牵连,然而由于其“论辩精博,间以绘画”,在学问上还是颇为人所称道的,认为他“礼学通博,一时少及”,所以他的《礼书》能够“为当世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废之矣”。

四、他们的学术精神、治学方法、学术思想等,也是宝贵的财富。钱大昕称赞戴震:“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并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学术研究当以“创新”为第一要义,“学贵精,不贵博”。徐复在《戴震语文学研究序》中说:“戴氏著书,无不以精见长。精即发明创造,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原动力。清代朴学之盛,当以此为第一义。”段玉裁有着明确的“创新”意识,一向标举“学有心得”“真知”“创获”。

《郭沫若学刊》2015年第1期发表的敬隐渔和罗曼罗兰“合影”

陈祥道一生著作等身,著有《仪礼注解》32卷、《礼记讲义》24卷、《周礼纂图》20卷、《礼例详解》10卷、《礼书》150卷、《论语全解》10卷、《庄子注》、《诗解》、《书解》等,留存至今的只有《礼书》150卷和《论语全解》10卷。

段玉裁认为,学有心得,可以神交古人与后人,因而可获得超越时空的精神愉悦:“夫人有心之处,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见,抑余以为古人有言有为,未尝不思后之人处此,必有善于我者,未尝不恨后之人不可见也。”

志侠发来的材料中,至关重要的是罗曼·罗兰1929年7月2日日记,现节译如下:

二、通贯诸经,对前人礼学注疏作综合运用。陈祥道《礼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以“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为主,但除此之外,其对《左传》《诗经》《尚书》等经典中的礼学思想也有借鉴吸收。同时,他虽然对先儒荀子及郑玄、孔颖达等汉唐礼学名家有诸多批驳,但对他们有关礼经诠释中的可取之处还是能以客观态度作综合吸收,可见陈祥道也不是一味为批评而批评,还是以学术本身为准,体现了一代名家应有的胸怀和视野。而他的这种综纳百家的礼学诠释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南宋礼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朱熹及其弟子们历数十年工夫编撰的《仪礼经传通解》的先导。

一、“戴段二王”以厚实的学术文化成就展示出积极开拓的创新精神。戴震集古学之大成,其成果体现在《戴震全书》、其后学的成果以及后人的阐释研究之中。而中国古代语言学在清代进入了全面兴盛和高峰时期,摆脱了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走向了学科独立,戴震无疑是一面耀眼的旗帜。他由小学治经学,与同时代的学者特别是段、王共同努力,促进了语言学的独立。

那么,片山敏彦是何许人?片山敏彦(1898-1961)不仅“对欧洲艺术的各个领域都颇有修养”,他本人就是个颇有成就的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他著有诗集《晨林》《黎明之恩》,散文集《紫水晶》《云之旅》《喷泉的回声》,艺术评论《雷诺阿》《莫奈》,译过歌德、里尔克、黑塞等德文文学名家的作品。他从1925年起和罗曼·罗兰通信,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罗兰档案里保存着他给大师的二十五封信的手稿。1926年庆贺罗兰六十岁生日的《友人之书》里,“东京作家和德语教授片山敏彦”和敬隐渔同在贺岁人之列。他曾任日本罗曼·罗兰之友会会长。他倾力翻译和介绍罗曼·罗兰,译有其《约翰-克利斯朵夫》《内心旅程》《爱与死的搏斗》《战时日记》等。罗兰这篇日记的开头列举的片山敏彦到巴黎后访问的人都是后来法国文坛有影响的左翼作家;他一生敬仰罗曼·罗兰,和罗兰的理想深度共鸣,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本人进步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片山敏彦著作集》十卷,由日本图书中心出版。

在《礼书》中,陈祥道对“三礼”经传做了系统的整理与总结,不仅全面介绍了古代上层社会的典章、制度、仪节,如“王及诸侯城郭之制”“王、诸侯、大夫和士寝庙制”“朝觐之礼”“诸侯朝天子送逆之节”,衅礼、射礼、族燕之礼、天子视学养老之礼、养孤之礼、乡饮酒礼,还有各种士庶通用的生活礼仪如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仪礼》中的用乐(包括乐律和乐器)问题、服饰、车马、仪仗、礼器和祭品等,而且还对这些礼制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和意义作了说明。

三、以“实证”而“科学”的范式铸就考据学之高峰。他们运用了实证主义方法,进行溯源、比较、归纳、征实。其独特的学术个性,又体现在他们的理论概括与历史观等方面。段玉裁提出的形音义互求的方法已成为传统小学的铁律。他又善于分析归纳,得其义例,《说文解字注》即是运用许书义例“以许证许”的成功范例,《周礼汉读考》也是归纳义例的经典之作。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后序》列举各种误例62种,分类总结,又“推其致误之由”,因此具有普遍的意义,并为后人俞樾等效法。校勘学方面,他们在总结校勘方法和归纳校勘通例上,有着突出的贡献。如段玉裁“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之难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之说,道出了古籍整理工作艰巨、复杂、长期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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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礼书》的撰写方法上,陈祥道采用近似于今天的专题论述的方式,以《仪礼》为经,以《礼记》《论语》《孟子》《荀子》《孔子家语》《史记》等中的礼学论述与汉唐经学家郑玄、王肃、孔颖达等的注疏为纬,将经典文本与历代注疏结合起来予以综合撰述和介绍,相对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而言,无疑为后者开了先河,起到了先导作用,而陈祥道在《礼书》中对礼图的运用则显得在研究方法上比朱熹还更为完整。事实上,朱熹对陈祥道《礼书》的评价一直都比较高,不仅在其《仪礼经传通解》中数次引用陈祥道的《礼书》,如在卷一《家礼·士冠礼》一篇的注解中曾两次引用《礼书》卷七十七关于用牲之法的说明,又于卷九《学礼·学制》“教学之通法”一章的注解中三次引录陈祥道《礼书》中的相关说法,而且按照《朱子语类》中的记载,朱熹的学生曾祖道(字择之)曾说:“自《通典》后,无人理会礼。本朝但有陈祥道、陆佃略理会来。”朱熹评论时也指出:“陈祥道理会得也稳。陆农师(即陆佃)也有好处,但杜撰处多。”可见,在宋人的礼学著作中,朱熹对陈祥道的《礼书》评价较高。明代学者张溥在《礼书叙》中就将陈祥道的《礼书》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并论,认为二者可以互补,后世学者应该将两种礼学著述合并着一起看。今天人们也往往认为,陈祥道的《礼书》与北宋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共同代表了宋代礼学的最高水平,对后世学者研究礼学的发展、了解上古礼制与宋代礼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代是传统文字学的极盛时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最负盛名,当时即得王念孙赞誉“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今人许嘉璐评价说:“是其时诸家皆据己之所长以论段书,于是各赞其一端;然段之为注,实乃覆帱近世诸多学科矣,非一言可得檃括,唯合上述诸家之评骘,乃得约略得窥段氏之苦心。故读《说文》必自段氏注始,探研古之语言文字,常以段说为导引。段氏之功,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