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应赵逵夫先生之召,赴兰州西北师大,参加赵先生门下博士生的论文答辩,读到刘志伟兄的《“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感觉眼界高远,气象宏阔。在兰州数日间,得与志伟亲近,说古今书、人间事,略识其性情,可谓浑朴而慷慨,仿佛其故乡陇上之土厚云高。

在那一场惊世骇俗、惊天动地的反对旧文化树立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中,矫枉过正在所难免。即便今天,钱、陈、鲁等的预言,虽然没有出现(可能永远也不会实现),但就废汉字主张本身来看,依然可以看到它的历史功绩。废汉字,除了在反旧伦理、旧礼教、旧传统之外,还在汉字的简化和拼音注音两个方面取得了汉字历史上的重要进步。前者的标识是:钱玄同1935年抱病为中华民国政府制定的简化字方案(此案,由于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未能出笼),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简化字方案的蓝本;后者的标识是:周有光等制定了今天广为使用且便捷的汉语拼音方案。

关于这两首诗,到底谁更胜一筹呢?从历代评论来看,杜甫的这首似乎略胜于王维,这可能是因为老杜的人气更旺的缘故,但平心而论,我认为王维这首要比杜甫好许多。尤其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一联,把大明宫中的大唐气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为绝唱,再没有比这更精彩的句子了。第三联“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也比杜甫在同一位置上的句子“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更好、更准确。我以为,王维写早朝情景胜于杜甫是很正常的,因为王维久列官场,对大明宫早朝的熟悉程度,要远胜于杜甫。由此可见,生活实践对创作来说是何等的要紧。

试图用“英雄”概念从整体上重新阐释魏晋文化与文学,借用一个日语词汇,是“野望”,相当于“奢望”与“雄心”的混合吧,本身也是带英雄气概的。但学术研究需要以艰苦而踏实的工作为基础,徒有意气飞扬是没有结果的。我前面说志伟之为人,如陇上之土厚云高,既有慷慨豪迈的一面,亦有敦厚朴实的一面。表现在做学问上,就是孤诣独往,耐得寂寞,吃得苦。本书中谈论各种问题,就其本愿,大抵皆以穷尽文献之可能为前提,奇思妙想,不肯脱空。有些论题,如《“胡须”作为权力意志异化的象征符号》,初读上去颇有突兀之感,但仔细读下来,却又言之成理。因为作者读书多,又有对史料的敏感和深入解析的能力,方能说得透。《尚书·盘庚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岂虚言哉!

据说,“孙行者”对得最好的那支对是“胡适之”。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这里有一个问题:当我们用一个汉语固有的词汇去翻译一个西方词汇时,会在这个汉语词汇中引入新的涵义;而由于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引入的新意常常会遮蔽这个词的原意。茅盾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中,说到中国“古代史的帝皇,至少禹以前的,都是神话中人物——神及半神的英雄”,这个“英雄”其实就是西方神话学所说的“英雄”,完全不是中国的古典概念。

末了,说一说这场对对子的旷世考试的结局。在对“孙行者”的对子中,据说“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为什么冯友兰君能通解?陈寅恪指出“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陈寅恪1965年语)。可知,于陈寅恪来看,打通中西,才是我们前行的途经和认知的平台。拿陈寅恪的话讲,通过对对子,让使用汉语者能够“具正反合之三阶段”(陈寅恪1932年语),从而获得新知。这与钱、鲁等新文化先贤们打倒旧文化建设新文化,不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吗?

晴川历历汉阳树,

刘志伟研究魏晋“英雄文化”与文学,第一项工作就是正本清源,彻底厘清“英雄”这个概念在中西两个文化系统中各自的内涵与演变,以及它们在汉语中交融的过程。这样,才能清楚地还原中国古典的“英雄”概念,从而真正认识到魏晋时代形成“英雄文化”的历史过程和深刻意义,并在此视野下对魏晋文学展开一种新的解读,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项杰出的工作。

废汉字,今天多认为肇事者为钱玄同,事出钱文《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文载于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其实,废汉字一说最先源于同盟会元老吴稚辉。钱玄同1917年6月(《新青年》1917年6月第三卷第四期)致陈独秀信时说“昔年吴稚辉先生著论,谓中国文字艰深,当舍弃之,而用世界语”;钱又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里,引了吴在《新世纪》第四十号上的文章,吴文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新世纪》四十号出版于1918年3月。当然,几个月前后,时间上并无多大差别。但就废汉字的立论与主张,钱玄同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比吴文更为详尽。因此《新青年》的这一期,具有巨大影响力。所以将废汉字一说的“功”或“过”,理所当然地算在了钱玄同身上。

现在几成通识的所谓“唐代三大诗人”是李、杜、白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与李、杜相比,白居易明显差了一个档次。而真正称得起唐代第三大诗人的,应该是王维。清代徐增在《而庵诗话》中明确说道:“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这并不是一家之言,基本上是学界之共识。

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刘志伟把它放在由崇尚“圣贤”到崇尚“英雄”的历史变化中来理解,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他阐述桥玄评曹操之语,认为:在汉末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下,以儒家封建纲常伦理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观念系统趋于崩溃,“圣贤”不再成为整个社会崇尚的对象。凭借“圣贤”思想,以天命、道德等作号召拯世,已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桥玄等人以通达眼光看待道德与人才的关系,将才能置于第一位,重才智而轻道德,以为唯有英雄方能拯世。这代表了新的时代条件下,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的出现,是“英雄”人格形象取代“圣人”形象成为必然趋势的重要思想基础。简而言之,推崇英雄,就是推崇人所具有的创造力量;而这种创造力量的实现,每以突破约制它的道德规范为条件。这样看曹操一类人物,颇觉得意味丰富。

陈寅恪为此列出甲、乙、丙、丁四条理由:一、测试虚实字及其应用;二、测试能否分别字音的平仄;三、测试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测试思想条理。前两条便属于汉字文本之事。虚字(词)是汉语(字)有别于拉丁字母语系最重要的区别之一,而且虚字之多、虚字的词义之丰、虚字的使用的歧义之繁,恐是当今世界语言中最奇特的现象(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就开出了790条虚词)。这一现象,让汉语表达的丰富和多义成为汉语的重要特征之一(或者说,这也是钱玄同们要废汉字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对使用汉语的国人对其汉语及其汉文化的理解能力的标识之一。三、四两条是讲汉语经典的阅读广度和认知深度,以及融会贯通能力表达的重要性。从汉魏晋以降的赋及骈文,到唐的近体诗,汉字于此四条,不仅仅成就了汉语独特的表达,而且也让这种方式达到汉语艺术上的高峰或顶峰(这也许也是钱玄同们要反对的痼疾之一)。

王维

刘志伟要做的就是这样一桩事情。他提出的核心概念是“英雄”;他认为崇尚英雄的文化精神,是魏晋文学内在的生命活力。虽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汤用彤、贺昌群诸前辈曾就魏晋时代崇尚“英雄”与“名士”的现象做过一些申发,但专门以魏晋“英雄文化”为选题的全面性研究尚属空白,以此为主脉阐释魏晋文学更属创新。

事实上,历史上总有些事纠结纠缠。即便钱玄同,在废汉字上,也并非那般的决绝。仅隔四个月,即在1918年4月钱发表了《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后的1918年8月,钱对于废汉字有了一种新说法:“至于玄同虽主张废灭汉字,然汉字一日未灭,即一日不可不改良。”(《钱玄同答朱经农任鸿隽》)钱玄同的这一修正,我们可以看到,针对汉字的废、立、新的基本观点,其出发点就是打倒旧礼教。从这一角度上观察,汉字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急需要的是“改良”。改良的过程,或许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但它必须前行。而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不仅因为它的主角是两位名流陈寅恪与刘文典,而且它与汉字直接相关。这就是著名的“对‘对子’”事件。

别意与之谁短长。

志伟的论文设计,格局很大,他对自己的要求也高,短时间无法全部完成,答辩时提交的仅是计划中的一部分。当时与志伟说及:这一题目值得做深广的开拓,足以成一家之言,对魏晋文学与文化研究当有整体上的推进之力。志伟以为深合其意。别来久远,碌碌于世间,常顾影自哂。忽然接到刘志伟来电并寄来这部书稿,嘱为序,知道他一直都在坚持他的“英雄”事业。

为什么要以“对子”来考报考中文系的考生呢?

包羞忍耻是男儿。

说到魏晋的英雄,曹操无疑是一个典范式的人物。以前有一种说法,认为曹操所谓“奸雄”的形象,是小说《三国演义》对历史人物加以歪曲的结果,乃至要为他“平反”。但实际上,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曹操究竟是何种面貌暂且不论,《三国演义》描写曹操所使用的材料,大都出于魏晋南朝。而且不仅曹操,司马懿、王敦、桓温之流,都被当世人目为“英雄”,他们也都是曹操式的人物。《世说新语》记桥玄对曹操的评语,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奸雄”一语,由此而来。但桥玄要表达的,乃是一种赞赏的态度。也就是说,在魏晋时代,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正不妨带有几分“奸恶”。

1932年夏天,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刘文典,请陈寅恪代拟1932年秋的新生入学考试国文题。陈虽即往北戴河休养,却欣然应允。国文题为《梦游清华园记》,陈注“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像”(原文稿即如此)。在此基础上,陈专门出了一道“对子”题,题目为“孙行者”,并注“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书信集》里《与刘文典论国文试题书》专门谈及此事。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活跃而富于创造力的时代。说到中国古代哲学与艺术(包括绘画、书法、音乐、文学诸领域),一般都认为在这个时代发生了质的改变和飞跃性的发展。因而对魏晋文学的研究,历来多名家关注,成果丰富,难以为继。而这一阶段存世文献数量有限,线索跳脱,又加深了研究的难度。后来者想要在这里有小小的创新与开拓,也并非易事。至于说拈出一个核心概念,从大文化的视野,在整体上给魏晋文学以全新的描述,这就不是一般人所敢想象的了。

1918年到1932年,时间仅过去15年,汉字不仅没有被废,而且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强化。这是对新文化的反动吗?显然不是,在陈寅恪看来,出对子是“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所至,同时在陈寅恪看来,这也是“吾辈理想中之完善方法”。什么是“吾辈理想中之完善方法”?那就是通过对对子,达到对对子者的“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这正是汉语使用者所需达到的最高境界!说到底,钱玄同们的废汉字的目的就是要改良旧中国的旧文化和旧伦理,就是希望通过汉字的改良来实现大众的启蒙。于此一点,新文化的先躯们矢志不渝。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希望一种新文字“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对于崔颢此诗,历来褒多贬少,所以说它是一首“傲视千古的好诗”当没有异议,但是要给它戴上“七律第一”的桂冠,我却不敢苟同。如果光从思想艺术角度去分析,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否定此说最有力的理由是:就七律体制而言,这首诗只是一种变格而非常格。比如诗的上半部,完全不是律诗的写法,一连三句出现三个“黄鹤”,只能是古体诗的格局。所以,在对此诗的众多评价中,还是纪晓岚说得最好:“偶尔得之,自成绝调。然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再一临摹,便成窠臼。”

最初读刘志伟的博士论文时就注意到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研究,而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更为清晰、系统的论述。

被认为是“废汉字”公案的始作俑者钱玄同

公元757年,刚逃出长安来到凤翔肃宗行在担任左拾遗的杜甫,因上书援救被罢相的房琯,触怒了肃宗,不久便接到“休假”命令离开凤翔。诗人从凤翔回鄜州羌村探望家小,由于兵荒马乱情况不明,杜甫当时的心情十分忐忑。历尽艰险后,杜甫终于平安地到达羌村与家小相聚。此事令诗人百感交集,于是写下了《羌村三首》。

志伟从博士论文开始,为自己设计了一项宏大的工作,十数年屹屹于此,有今日之成就,作为老朋友,我很为他高兴。但我们这一行的人,凡做事认真的,都知道学无止境而力有不逮。志伟要实现他的“野望”,还需要付出许多辛苦。其实,中国古诗人多有以“野望”为题之作,这当然是用汉语本意,大抵写极目原野,大好风光,天地有我,如此多情。

为什么与钱、陈、胡、鲁废汉字等新文化诸君同样学贯中西的陈寅恪,会如此推崇对“对子”一事?陈寅恪认为,在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刘案,陈寅恪认为中国第一部汉语文法《马氏文通》将英文文法硬套汉语,先天就不成立。陈为此讥讽《马氏文通》“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之前,“似无过于对子这一方法”可检验考生的“国文程度”。陈寅恪认为,于此,应有一种历史观。那就是,于现存的使用了3000多年的汉字及其汉语文法来说,不能“认贼作父”,即不能随意用他种语言或他种语言文法替代汉语汉字和汉语文法。如果这样,就会“自乱其宗统也”。显然,这是对废汉字事隔15年后的遥空否定。

欲行不行各尽觞。

这项工作也在更大的范围内给我们一种启发:20世纪以来,我们的学术界强烈地受到西方文化与学术话语的冲击、影响乃至遮蔽。反思今天的中国学术系统的如何构成,其源头在哪里,我们会发现,它跟古人固有的学术传统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要追问:中国的学术传统与西方的学术体系,这两个东西是怎么组合起来的?组合得好不好?我们要深刻地领会和继承本民族固有的学术传统,在这过程中,当然需要努力地学习西方的学术传统,但是不能够被它完全左右。

图片 1

紫泉宫殿锁烟霞,

我在复旦中文系讲《世说新语》,也沿着汤、贺两先生的思路谈“英雄与名士”这一话题,曾经用电子文本检索“英雄”一词在古籍中使用的情况,发现在魏晋以前的文献中这一词汇很少出现,到魏晋时代则被空前广泛地使用。也就是说,“英雄”这个概念在魏晋时代才真正确立,崇尚英雄是魏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应该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为什么以前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呢?

废汉字,是100年前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废汉字依据的是(或响应)陈独秀推翻孔学、改革伦理的新思想,钱文认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钱文一出,在知识界、文化界乃至政界,立即引起掀然大波。《新青年》同仁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等坚定地支持钱文,并与反对者展开论战。

尚衣方进翠云裘。

日暮乡关何处是,

白云千载空悠悠。

崔颢

李商隐最吸引人的作品自然是他的无题诗,那种朦胧、哀怨、唯美,千百年来打动了无数读者。其实,他的咏史诗也是一流的,这首《隋宫》便是代表作。由于李商隐的诗多用典故,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对诗中的一些带典的词语略作解释:紫泉,即紫渊。唐人避唐高祖李渊讳改紫泉。这里以紫泉宫殿借指长安的隋宫。芜城,指江都,旧名广陵,又名扬州。刘宋时鲍照见该城荒芜,曾作《芜城赋》,后遂有此称。日角,旧说以额骨中央部分隆起如日,附会为帝王之相,此代指李渊,有人认为指唐太宗,是不准确的。锦帆,指炀帝下扬州的龙舟,其帆皆用锦缎制成。第三联用了两个典故:一是放萤,炀帝曾在洛阳景华宫征得萤火虫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一是栽柳,白居易在《隋堤柳》中写道:“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末两句:陈后主为隋所灭。据《隋遗录》,炀帝在扬州时,恍惚间曾遇陈后主与其宠妃张丽华。后主即以酒相进,炀帝因请张丽华舞《玉树后庭花》,后主便乘此讥讽炀帝步己后尘贪图享乐安逸。《玉树后庭花》,乐府旧名,此指陈后主所作新歌,被后人视作亡国之音。

崔颢在唐诗人中名气很大,《旧唐书·文苑传》云:“开元、天宝间,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京兆王昌龄、高适,襄阳孟浩然。”而这首《黄鹤楼》诗名气则更大,严羽甚至把它誉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传说李白曾叹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此说不一定可靠,但李白有两首仿作,说明对此诗的高度重视,却是事实。其一是《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其二是《鹦鹉洲》:“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两首诗的模仿痕迹都很明显。

朝罢须裁五色诏,

芳草萋萋鹦鹉洲。

同是咏项羽,李清照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豪则豪矣,终究是诗人浪漫之辞。如果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去考量,项羽“不肯过江东”乃是悲壮之举,而不是明智之举。

《羌村三首》之一

相比较,杜牧这首诗则要高明不少。杜牧在诗中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且有很多偶然因素,所以能够承受失败,才是男子汉大丈夫。当时江东子弟还有着强大的潜在实力,“卷土重来”还是有机会的。这里对项羽提出的批评是中肯的。项羽无疑是一位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但是他身上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妇人之仁、优柔寡断,导致了他的失败,而沽名钓誉,则直接断送了他的性命。

《隋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