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坛著名作家、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文学”鼻祖的冯文炳,是以笔名“废名”闻名于世的。

1934年,钱锺书自费付印了他的第一本书《中书君诗初刊》,这是他的第一本旧体诗诗集。他的老师吴宓题诗祝贺(《赋赠钱君锺书即题〈中书君诗〉初刊》),忘年之交陈衍在《石遗室诗话续编》中也曾摘句称赏。钱锺书生前出的最后一本书是《槐聚诗存》,这本诗集采收了他从1934年至1991年创作的部分诗篇。他在《槐聚诗存·序》中自述:“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及毕业中学,居然自信成章,实则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所谓‘不离鸟兽’者也。”杨绛在《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中特别提到:“他酷爱诗。我国的旧体诗之外,西洋德、意、英、法原文诗他熟读的真不少,诗的意境是他深有领会的。”

北京考古70年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冯文炳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在鲁迅领导的《语丝》杂志上发表作品。他的作品多写家乡的农村生活,地方色彩较浓,语言简练,风格淡雅,于平淡中寄寓哀愁。当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出书,均署本名。直到1926年7月26日他在《语丝》周刊第84期发表小说《无题之三》(系长篇小说《桥》的一章)时,他才突然废掉本名,第一次署用笔名“废名”。

钱锺书公开出版的诗集到目前为止只有《槐聚诗存》一本,但是报章杂志上不时有他的未刊诗作披露,这些罕见的作品若有朝一日集腋成裘,编成他的“另外一本诗集”,对观照、研究他的生平、思想或许不无小补。

“华北洋灰公司,在琉璃河建设士敏土厂,近已竣工,开始操业。在该公司附近地区,有石灰石〇万公吨(原文如此,或指十万吨)以上的庞大埋藏量。该厂之建筑,虽因电力及其他资材关系,稍微展缓,终于因士敏土在华北需求日增加,尤其因开发关系,重化学及磁石方面,皆需士敏土甚亟,所以洋灰公司乃力排万难,使建设工事卒抵于成也。”

冯文炳,这个名字又亲切又寻常。然而,他为何要给自己起“废名”这样一个古怪的笔名呢?将近一年之后,即1927年4月23日,他在《语丝》周刊第128期上发表了一组日记,题为《忘记了的日记》,所记时间为1926年6月1日至6月14日。在其6月10日的日记中有一段话交代了使用这一笔名的缘起:“从昨日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个名字,就叫“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我把昨天当个纪念日子罢。”由此可以推知,“废名”这个笔名是1926年6月9日起的。此前四年内(1922年至1926年),作家在思想和创作上的确发生过不少的变化(“蜕了不少的壳”)。

诗歌酬唱,善意规劝好友

这是1944年第三卷第1期《经济月报》上刊登的一则快讯。士敏土,现通译水泥,该厂至今仍在,但由此而来的发现,可能更具意义。

以后,冯文炳凡是发表文章和出书,都署用这个笔名。他以这个笔名出版了《竹林的故事》《桃园》《桥》《枣》《莫须有先生传》等足以代表个人风格的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

笔者近来翻检书籍,发现三首《槐聚诗存》未收的钱锺书佚诗。第一首佚诗稽自蒋礼鸿(1916—1995)的《怀任斋诗词》,题为《雪喻赠云从》,全诗如下:“资清以化莫如雪,索我赠言聊取裁。一片冰心偏作絮,六棱风骨却肥梅。高崖峻岸泯其迹,积玉堆银挟此财。食肉奚妨贞士相,还期容俗稍恢恢。”

该厂在建设中,向中国银行贷款,银行派经理吴良才经办。吴到琉璃河后,从乡民手中买到一大包陶片,带给著名考古学家、时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的苏秉琦,立刻引起苏秉琦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冯文炳又把“废名”这个用了23年之久的笔名废了,凡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都署本名冯文炳。

这首诗是钱锺书写给好友蒋礼鸿的。蒋礼鸿字云从,室名怀任斋、双瓻室,原杭州大学(已并入今浙江大学)教授,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敦煌学家,浙江嘉兴人,著有《商君书锥指》《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义府续貂》《类篇考索》等作品。蒋礼鸿1937年毕业于之江文理学院,留任助教半年,旋至湖南安化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任助教约三年(《蒋礼鸿集》第六卷《自传》),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与钱锺书、吴忠匡、徐燕谋等人为同事,并颇多酬唱之作。蒋礼鸿的夫人盛静霞(1917—2006),字弢青,江苏扬州人,原中央大学毕业,师从吴梅、汪东、汪辟彊、唐圭璋等人,早年即有诗名,曾与人合编《唐宋词选》《宋词精华》等。《怀任斋诗词》为蒋礼鸿吟咏之作,盛静霞为这部诗词集作简略注释。

吴良才如此有心,因他的哥哥是中国考古学泰斗吴禹铭(金鼎),吴禹铭是山东龙山黑陶文化的发现人,梁思永先生称赞他:“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
1948年9月,吴禹铭因胃癌,病逝于山东的齐鲁大学。

对于这首《雪喻赠云从》,盛静霞注释说:“此诗中间两联,说即使像雪那样的高洁,也会化作棉絮,肥了梅花;将高峻的崖岸抹平,堆积成玉山、银窟,可见也很富有了。用幽默的语气,化用典故,诱导云从要改变风格,随和些。”对此,蒋礼鸿作有答诗《钱默存赠诗,以雪为喻,落句云“食肉奚妨贞士相,还期容俗稍恢恢”,次韵奉答》:“颇闻市悦莫如热,独此凌兢少取裁。世事那知心是水,诗人漫许格同梅。倘将千尺驱蝗吻,懒说盈仓兆富财。与失不恭宁守隘,敢持谔谔配恢恢?”盛静霞注释这首诗说:“钱锺书先生以《雪喻》赠云从,认为云从洁身自好,可比冰雪,但也不应过于狭隘,应当随和一些。云从答诗,感谢钱对他的赞许,但表示不能苟同他的意见。体现了云从决不随俗浮沉的坚强风格。虽好友善意的规劝,也不接受。”这两首诗一唱一和,不啻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两位学者各自迥异的性格与风格。

1962年,在苏秉琦先生提议下,北京大学考古系对琉璃河遗址试掘。1972年,考古部门正式开始挖掘,在这里发现了北京最早的城墙,将北京建城史推到3000年前。

次韵赠答,称扬同事文稿

在这一惊人发现的背后,是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的奉献。

第二、第三首佚诗稽自刘季高(1911—2007)的《斗室文史杂著》。刘季高,号山翁,江苏镇江人。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大同大学文学院、安徽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斗室文稿》《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等。《斗室文史杂著》收有刘季高诗词上百首,创作时间从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末,前后延续60多年。这些诗作很多没有标明创作时间,但稍加细览则似有迹可寻,在大致的时代分别上还是约略可辨的。其中关于钱锺书的诗作有四篇。

进入北大讲考古

刘季高先作有《赠默存》一首,诗云:“睹面三年久,相知此日深。才高倾老宿,识透印禅心。月旦严斤斧,文章掷石金。天涯同跼处,握手一沉吟。”钱锺书则答以次韵《酬季高》(第七句缺)一首:“诗见忧时切,功闻汲古深。群经笥在腹,细律发如心。大愧难攻玉,相期到断金。□□□□□,漆室不堪吟。”这两首诗的内容皆为当时文人赠答中司空见惯的叹时世、道钦慕。钱锺书1941年暑期由蓝田归上海,但已通过决议聘他回母校的清华大学(当时并入西南联大)和原有约定的中央图书馆都迟迟不见音信,眼看就要失业的钱锺书接受岳父杨荫杭让给他的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两个钟点的课程。不久上海全部被日军攻占,钱锺书一家羁居“孤岛”。刘季高亦曾任教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极可能是在这个时期认识钱锺书的,诗中“睹面三年久”即可为证。刘诗“天涯同跼处,握手一沉吟”和钱诗“诗见忧时切”中“沉吟”“忧时”等字眼均表明日寇仍旧盘踞,抗战尚未胜利。综上可以推论钱锺书和刘季高应该相识于1941年前后,而这两首诗很可能作于“睹面三年”后的1944年前后。

“知盘碗之用,而可与言笾豆之制;知舟车之利,而后可与言航海、铁路之理。”蔡元培先生早年在论述教育时曾这样说道,体现了他的考古意识。

刘季高曾将《斗室文稿》赠给钱锺书,钱锺书作有《季高以斗室文稿见示赋此奉赠》:“吾乡文献差能说,二老风流子得如。惠麓酒民药洴澼,宛溪居士纪方舆。千年赴笔论青史,万甲撑胸读素书。磊落而今懒散,仅供商略到虫鱼。”为此,刘季高次韵《答默存》一首:“闻君豪语神能旺,往哲风徽讵得如!七载蚕眠藏斗室,八荒龙战裂坤舆。苦为天壤有情物,要读人间没字书。壮岁事功腾口说,仅差弹铗羡车鱼!”《斗室文稿》薄薄一册,内容为数篇读书笔记及所作诗歌,不见发行单位和出版年月,或许是刘季高自赏自印之作。钱锺书在这首《季高以斗室文稿见示赋此奉赠》中,抑己扬人,礼貌得体。

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立刻着手组建国史编纂处与中国史学门,并邀罗振玉来北大主持古物学讲座。罗不肯,转请王国维,亦遭拒。直到1920年,罗、王仍不肯就任,只好请二人的好友马衡主讲。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考古学研究室,这是我国乃至东亚最早的专业考古学机构,马衡任主任。

后来刘季高又作有《默存以谈艺录稿见示书此奉赠》和《欣闻默存回京赋此奉寄》两首。《默存以谈艺录稿见示书此奉赠》曰:“钱侯吐气成龙虎,群籍充胸孰敢侮!东西英华融炉火。万象森罗笔下虏!三年海澨垂头坐,玉貌绛唇仙作侣。唾珠缀成谈艺录,灼见真知目如炬!九泉故鬼哭泄机,吴下阿蒙惊走鼠!四郊渊渊伐战鼓!韫椟而藏天相汝!待与骚坛做盟主,韩柳苏黄堪继武!”钱锺书的《谈艺录》撰写有年,时加删润,也曾请多位朋友先睹为快,至1948年才在王伯祥、叶圣陶支持下由开明书店印行。刘季高于20世纪40年代该书出版前便得早寓目,自是惊叹不已,因此在这首诗中对学贯中西、卓见迭出的钱锺书赞美无遗,推崇备至。

据学者查晓英钩沉,1925年9月,日本学者滨田耕作、原田淑人先后来华,邀马衡赴朝鲜参观他们发掘的乐浪郡古墓,马衡记道:“此行所得,一为发掘之经验,一为空前发现之漆器。”开始将考古学专业方法引入国内。

刘季高写的《欣闻默存回京赋此奉寄》曰:“雁语天边听未真,江南十月暖于春。镜中白发疑今我,篱畔黄花似故人。此日高谈犹在耳,早年妙笔已通神。春明门外萧萧雨,定浣诗翁足下尘。”此诗大约作于1972年。钱锺书于1972年3月返回北京。刘季高很可能是得知这一消息后写了这首诗表示祝贺。“春明”是都城的别称,因唐长安城东面正门为春明门,所以诗中的“春明”指代北京。

在北大,周作人与马衡关系甚笃,周说马“十分阔气的。他平常总是西服,出入有一辆自用的小汽车”,比胡适还早。

钱锺书的《槐聚诗存》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他在序中明言“本寡交游,而牵率酬应,仍所不免。且多俳谐嘲戏之篇,几于谑虐。代人捉刀,亦复时有。此类先后篇什,概从削弃”。这三首佚诗都是“牵率酬应”之篇,双方都有次韵之作。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三中说:“和诗用来诗之韵曰用韵,依来诗之韵尽押之不必以次曰依韵,并依其先后而次之曰次韵。”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曾评价次韵诗:“今人作诗,动必次韵,以此为难,以此为巧,吾谓其易而拙也。”难易如何因人而异,但一般认为次韵和诗,因难见巧,因巧见能,颇有文字游戏的意味,虽然中唐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北宋欧阳修、梅尧臣都曾写有不少此类诗作,但这种酬酢之作拘谨束缚的局限性毋庸讳言,出彩不易,无怪乎顾炎武“拙”字之评。对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钱锺书来说,不采收这三首诗入《槐聚诗存》自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些佚诗对于了解钱锺书的交游具有一定意义,因而也不容忽视。

马衡是宁波巨商叶澄衷的女婿。马夫人曾说:“现在好久没有回娘家去了,因为不好意思。家里问起叔平(马衡的字)干些什么,要是在银行什么地方,那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大学的破教授,教我怎么说呢?”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古燕国人果然看上了北京

1929年,燕下都被发现,马衡先生参与了初期考古发掘(此次工作未深入,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古发掘)。

燕下都是燕国800多年历史中的五座都城之一(也有六座说、七座说),在今河北易县,是已知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被易水环绕,荆轲刺秦王即从这里出发。燕下都近齐国,有宫殿区、手工区等,却没有“市”,且墓葬区在城内,是一座军事城市。

人们感到困惑:燕国为何把都城设在这里?

从地理上看,古代华北多深山大谷,每当雨季,谷地尽为沼泽,人们只能沿山麓地带南来北往。所以早期考古发现集中在山麓沿线,谷地几乎没有。侯仁之先生说:“根据已经发现的殷商彝器的地理分布,恰好说明自殷墟而北,殷商的政治文化,正是沿着这一地带逐步向北发展的。”
北京在山麓带中的一片小平原上,地理条件最优,古燕国人为何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