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先秦文献因时期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征。夏商年代邈远,仅据《尚书》以及尚有争论的《诗经》中的《商颂》,或可略见一二。至于西周以至战国末,又可分西周、春秋及战国三个时期,各时期不同,其文献特征亦不同。对于先秦文献的传世与传播,本文仅作略谈。

手机时代,全世界都在碎片化阅读:车站餐厅,田间地头,光天化日,深夜街道。打开手机,划拉开一段,迅速读完,抬头,下车了,朋友到了,开饭了。

访谈嘉宾

先秦文献传于后世者,可据《汉书·艺文志》著录,略见大概。至于先秦原本,则久已失传。先秦文献的载体主要是简书,还有一些是吉金文字,载于青铜彝器上。简书不易存藏,汉时中秘所存之文献自然不可能保存到现在。近年来,随着考古的进步,地下出土了数量甚巨的简、帛文书,可以说填补了这个空白,使得后人对先秦文献原貌以及载体形态都有了深入认识。先秦文献种类主要是后人定为经类的六经文献(《乐经》在秦时佚失,故只有五经)、诸子文献,其他如医经、杂占、方术、神仙、图谱等,亦见于《汉志》。先秦文献与汉以后文献有较大的区别,因而也就具有自己的特征。首先是它的载体特征,先秦文献主要是简书,战国时出现了帛书,考古发现的长沙子弹库所出战国时期帛书,是为实物,但帛书的写作,在当时应当还不多见,如战国时惠子,号称其书五车,皆为简书。惠子身为魏相,所用还是简书,可见帛书未流行。先秦诸子学派蜂起,儒墨名法,皆有门徒,但大要以口说传授,实因简书繁重,不便携带,制作亦不易,若帛书流行,则不必以口说了。《论语》载子张记孔子的话,临时仓卒而“书诸绅”,亦见其时未用缯帛,而随身又未有简之缘故。简有规制,无论其制作还是书写,都不甚容易,因此先秦文献能书于简者,都需要有一定的财力和地位。简书体制,亦有区别,郑玄《论语序》注引《钩命决》说:“《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孔疏谓因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先秦文献书写材料有简、有策、有方牍,简之所容一行字耳,30至40字不等。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可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据其尺寸及所书字数,六经中如《书》《礼》《春秋》等,皆繁重不便携带,也自然不便流传。

很新吗?也未必。

王宪昭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其次,先秦文献文字当为古文,汉时孔壁所出诸书,皆用古文,学者考证,此古文并非先秦史籀文字,当为六国时流行之文字。六国之前,当是史籀文字,孔子所读应当是这样的籀文。史籀文字书写和阅读都有难度,所以西周时小学生先要学识文字。《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此六书,据班固说,即史籀文字,与孔壁中古文不同。因此,先秦学者若不经学校教育,自然难以阅读和理解文献。

碎片化阅读和碎片化写作,真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呢。

陈建宪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再次,先秦文献保管有一定制度。先秦,尤其是西周时期,官府掌其文献,《周礼·春官》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职,各掌专门文献,如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玄注引郑众说:“志谓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史官主书,故韩宣子聘于鲁,观书大史氏,《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其职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郑玄注引郑众说:“以《春秋传》曰:王命内史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策谓以简策书王命。”是内史掌策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外令,郑玄注谓王令下畿外。四方之志,郑玄注说:“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三皇五帝之书,注谓即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达书名于四方,注谓若《尧典》《禹贡》,达此名使知之。是见西周时文献皆由王官管理,由此亦可知先秦文献非普通人能够见到。春秋以降,所谓礼崩乐坏,官学下移,诸子由是得兴,产生了许多随着社会变化而来的新文体,如《老子》《墨子》以及其后的《管》《庄》《孟》《荀》等,这些都是私家著述。至于公家,因周天子位势衰落,诸侯坐大,僭越礼制,会盟征伐,皆不由天子。对于文献载籍的保管,春秋时自不如西周制度严谨,诸侯至于故意去其不利自己的典籍。《孟子·万章下》载北宫锜问周室班爵禄如何,孟子说自己也不清楚,原因是:“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故春秋典籍已遭到破坏,所以孔子自卫返鲁正乐,《雅》《颂》各得其所,是见孔子前《雅》《颂》已乱。虽然如此,如史书及《诗》《书》等文献,仍然有专职保管,如晋韩起至鲁国观《易》《象》与《鲁春秋》,叹为周礼之所在。又孔子如周观史,都见这些文献尚有制度。

中国文人,向爱写笔记。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里,说类似文字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后世名家,则琐闻、小序、清谈、掌故,聚拢一堆,就是笔记小说了。

蒋明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是一个重历史记述的国家,有记述就有文献,我们从殷墟卜辞里可以见到当时的巫史是如何记述占卜活动的,同时,在一些甲骨的边缘部位还补充记述了属于叙事的内容,可见上古时人对于事件本身的看重。商代文献载录于《尚书》为后人所信者有《盘庚》,而《周书·多士》则明确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是周公代成王训殷士人的话,可见是事实。我们从盘庚的训话中,看到他熟练地引用前代贤人的语录,可见出当时是有文献存世的,故可以被学习和引用。但以周时制度看,当时接触到文献的,主要是史官,而士子则通过学校教育来熟习并掌握文献。西周的教育还是比较普及的,地方有乡学,王庭有国学,按照一定规定招收学生,如八岁入小学,习书、数等,所谓小艺,十五岁入太学,习礼、乐、射、御等,所谓大艺。因此,西周的文献只能由主管典籍的官员以及学校的学生可以接触到。官学到了春秋时,逐渐衰落而终于废行,但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子产不毁乡校的事,则知这时乡校还存在。不过,私学也已经产生了。《吕氏春秋》记郑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邓析教民学诉讼,似乎属私学性质。私学最有规模者,自然非孔子莫属。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以《诗》《书》《礼》《乐》《易》等文献教弟子,今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是孔子教《诗》的实证。私学兴起,是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传播的主要途径。春秋时期社会变化易型,而往日之官学一变为私学,原先一统之学术亦为天下裂,道、儒、名、墨、法等各家兴起,众多的学术流派形成,正是文化普及的结果,而文献的熟悉和利用,则是其基础。论述先秦学派的文献,如《孟子》相关篇章、《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以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等,于其间可见各家学派在先秦时的发展。此外,齐宣王时的稷下论学,集天下各家学派讨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些都是拜私学兴起、文献广传之赐。战国学术除诸子外,策士亦是一大显学,策士奔走于诸国之间,以自己的学识和对诸国政治、外交的了解,游说诸侯,欲使诸侯能够接纳自己的意见,这不仅需要机敏的应对辩说的能力,更需要策士广博的知识,能够随机引用古典文献作为证据,因此,战国策士其实更需要熟悉文献。苏秦是战国策士中较为典型的人物,《战国策·秦策》记苏秦入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回家后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文献熟悉与否关乎个人的荣辱存亡,自然马虎不得。随着私学的发展,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的变化,士人群体的兴起,春秋以及战国时期的文献,较西周官学时有了很大改变,文献数量和种类都远远超过西周。以盟书为例,春秋时盟不由天子,诸侯屡盟,《春秋》记盟450次,则见各国盟书数量不鲜。又如公私间来往书信随诸侯外交频繁而产生,如《左传》成公七年记巫臣自晋遗楚子重、子反二子书,是春秋时一种新文体。至战国时,这种文体已经很发达了。其他如语、传、说、论,以及谣、谚、歌、赋等等,战国时呈现出文体繁荣昌盛的状况。因此,我们才能在《汉书·艺文志》著录中见到数量如此众多的先秦文献。

在明朝之前,笔记小说其实是文本作品的主流。《庄子》、《世说新语》、《搜神记》,大致都是如此。甚或《太平广记》之类,也是短篇作品。宋朝时更是热闹,欧阳修《归田录》就是典型:大文人如他,既要编史书流传千古,也要写掌故记录日常。洪迈尤其闲得无聊,《容斋随笔》、《二笔》、《三笔》,写个不了。苏轼自己写了《东坡志林》,序言道:

田兆元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

  (作者:傅刚,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其间或名臣勳业,或治朝政教,或地里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僊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然而襟期寥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固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

中华创世神话,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遗产之一。当下,重新审视中华创世神话带给今日中国哪些有益的文化营养,带给今日国人哪些深刻的文化反哺,带给转型中国哪些绵延的文化动力,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所谓“襟期寥廓,风流辉映,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大概就是后世笔记小品文的精神了。

积淀祖先生活经验与哲思

明朝时,长篇叙事作品流行。自《三国演义》到《水浒传》到《西游记》到《金瓶梅》,大略都算市民读物。比如明朝开国到正德年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首,当时一度被合为《英雄谱》,是歌颂英雄传奇。正德到嘉靖年间,第二代。民间刊刻发达,神魔小说发展,于是《西游记》出来了。其他演义类继续,比如《宋书志传》、《大宋中兴演义》。第三阶段,隆庆万历阶段,《金瓶梅》出现。从描述英雄神魔,到凡人故事。当然,如《如意君传》,也是这时候出来的。到这时,《三言二拍》出现了。

记者:古老的神话艺术,尤其是创世神话,是在整个人类物质生产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一点马克思有过专门的论述。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来看,神话的功能可能远远超出了艺术的维度。怎么理解这种超越,是今天的我们增进创世神话现代理解的某种前提。

一句话吧:明朝小说流行的历史,是先历史剧,再仙侠剧,最后,大家都看上婆媳剧家庭伦理剧了——今时今日的电视剧发展,也差不多是这逻辑。明朝时叙事作品的发达,间接促进了印书商与阅读习惯的养成——话本发于宋朝,到明朝大发展,实在不是偶然。人民和书生,都有阅读的需要了嘛。

陈建宪:这个问题涉及神话学的两个焦点:一是发生学,二是功能。

这或者是晚明小品兴盛的原因。市民们有市民小说可读,文人士大夫如公安三袁等,经史章句之余,文章发之于小品。说白了,许多小品,如张岱《陶庵梦忆》,如李渔《闲情偶寄》,并不是严肃的论文,而是个人情趣,发之笔端,与同一阶层的文人聊做调笑。张岱做《夜航船》更是如此,明知未必能书之竹帛为万世师表,只是如他自己所言,伸一伸脚而已。

先说发生学。马克思曾以希腊史诗为例子,论证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从神话学角度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神话与史诗分属两个不同体裁。神话是关于神的故事,是信仰的组成部分;史诗是英雄传说,主要用于娱乐。第二,马克思主要讨论神话与自然的关系。但神话内容并不限于自然,越到后世,社会力量对神话影响越大。所以,恩格斯强调,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可见,神话的发生,除了自然力外,社会力也是重要的因素。

小品文说白了,便是明清时的碎片化闲书阅读。读时不必如读四书五经、程朱文章,只读过了一笑而已。作者多半自知难成经典,所以着意轻盈洒脱,所以小品多有性灵轻脱之味,取法于《庄子》、六朝写景文章不少。正经话都闷在公文词章之中了,写写小品,好比工作之余发个微博,写个日记,预期读者也无非是同辈中人,笑一笑而已。

再说功能,神话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其社会功能必然超越艺术的维度。首先,神话是一种信仰。一个群体将某种对象膜拜为神,必有这个群体共同的精神需求。如当代祭祀黄帝、炎帝等祖先神,就寄托了中华民族同根同源的骨肉之情。这些神话与信仰,对增进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神话是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文化符号,独一无二且不可再生,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难得资源。许多神话元素都进入了景观设计、游戏设计、影视动漫等文化产业之中。其三,神话在史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领域有着特殊的学术价值。最后,神话有启迪智慧的功能。它积淀着祖先的生活经验与哲思智慧,如人类源于同一个母亲、善待动植物和陌生人、以仁治国等观念,可以说是永恒的智慧。当然,作为一种叙事艺术,“神话+当代技术”也必会给我们不断带来惊喜。

这也是为什么小品大多免不了谈诗、吟花、聊饮食、说家具摆设、说为人处世的原因。说宽也宽,日常生活无一不包。说窄也窄,终究是士大夫一流清谈。比如写吃,从李渔到赵翼到袁枚,都讨厌大蒜与火锅。要让他们当真亮出鲁智深式的豪迈,认可狗肉蒜泥,那是不大可能的;但终究是才子,能够一支笔描出晴暖风物,市井百态,书斋清幽,是其绝佳处。常记得这是群有趣味、读过点书、又懒得端架子,写给彼此乐乐呵呵的文字,就会轻松不少——别指望从中学习到什么,只是神游文字,也就可以了。毕竟他们自己写这些文字时,也没指望会名传后世,只是余力发之于小品,轻柔地自嘲一下,而已。所谓“洒然有以自适其适”,自己让自己高兴而已。

对现实困境的最大超越

记者:类似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等中华创世神话,体现了早期人类的追求与梦想。正是因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所以在神话中加以体现,于是我们有了关于理想与梦想、追求和探索的隐喻。

蒋明智: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梦想,是原始人的“白日梦”。这种梦想是以极度低下的生产力所造成的现实匮乏为基础的。马克思早就说过,神话是通过幻想,经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

然而,神话的梦想并非凭空生发出的妄想,而是从原始人的生活实践和周围环境出发,进行自由联想。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把宇宙比作鸡蛋,蛋清上升为天,蛋黄下沉为地;盘古垂死化生,他的气化成风云,声音化为雷霆,左眼化为太阳,右眼化为月亮,四肢五体化为四极五岳,血液化为江河,筋脉化为地里,肌肉化为田土,发髭化为星辰,皮毛化为草木,齿骨化为金石,精髓化为珠玉,汗流化为雨泽,身上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民百姓。天地万物都由人化生而成,具有神话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具象思维特征。

神话的梦想也是对现实困境的最大超越。如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自然神话,都是对烈日造成旱灾、洪水导致水患的记忆,以及战胜它们的希冀。当然,这种超越往往是凭借超自然的神力达到的。夸父的手杖、后羿的神箭、女娲的五色石和大禹的息壤等,这些超自然神力构成了神话绮丽瑰玮的世界,充满积极浪漫主义情怀,为后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探索自然创造奇迹的源泉

记者:中华创世神话中,有许多地方体现了一种对大自然的科学探索精神。

陈建宪: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世界各国神话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中华创世神话中,洪水神话是典型的探索自然神话。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华夏民族的大禹治水;二是西南少数民族以兄妹婚为中心的“洪水再殖型神话”。洪水神话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