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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皇帝的叔叔家”的绵宜府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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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影响后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遗产,孟子的“英气”首先表现为一种潇洒不拘、独立自由的主体精神。然而,由私人领域移到公共空间,在实际的社会交往或者政治伦理中,过分孤往的“英气”又可能造成偏颇狭隘,增加社会和政治运作成本

《红孩子》中的儿童团员都是北京的小学生

东四十四条肃亲王府残迹

“孔孟”虽并称性情却不同

1958年2月,《红孩子》摄制组正在长影摄影棚内拍摄内景戏。毛泽东主席在长影厂厂长亚马的陪同下,走进摄影棚。毛主席问:“这场戏怎么不到实景中去拍……这要好多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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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向来并称,但孔子与孟子很不同,不仅表现在思想学术层面,而且反映在二者的性格气质上。研究史料可以发现,孔子相对温柔敦厚,偶尔发点小脾气。比如,心情不好时会赌气说要到海上漂流,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是,与孟子的“臭脾气”相比,孔子的小性格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1957年秋天,故事片《红色少年行》(后改名《红孩子》)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影片根据时佑平的小说《苏区小司令》改编,描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红色儿童团对敌斗争的故事。编剧:时佑平、乔羽;导演:苏里。影片中的小演员,除了16岁的陈克然(饰演苏保)来自辽宁省话剧团,其余都是来自北京的学生:宁和(饰演细妹)、陆贞冀(饰演金根)、王和永(饰演虎崽)、刘春申(饰演水生)、关敬熙(饰演冬伢子)。在江西外景地,导演苏里让他们住在农民家,换上破衣烂衫,打赤脚、穿草鞋。孩子们脚被磨破了,流了不少泪,吃了不少苦。几个月下来,这些小演员们真像当年瑞金的儿童团员了。

阎锡山故居大门

孟子脾气之“臭”,就连宋代名儒都有些看不下去。北宋程颢认为,“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颜回若是春天的和风青云,孟子就如同肃杀秋风中的岩岩泰山。程颢之弟程颐也说:“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孟子的性格会“害事”。南宋朱熹更是把孟子说成一个挥臂准备干仗的人:“孟子则攘臂扼腕,尽发于外。论其气象……孔子则浑然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尽见。”

1958年2月,摄制组结束江西外景地的拍摄,回到长影拍摄内景戏。2月14日,气温零下十五摄氏度。长影厂第六摄影棚里,却是一片秋夜景象。一条羊肠小道,两旁绿树成荫,青草满地,珠露欲滴,虫声唧唧。《红孩子》摄制组正在拍的场景是:孩子们为了夺取武器,黑夜埋伏在树丛中,勒死敌人哨兵,获得了第一支步枪。中午12点刚过,摄影棚的门开了,毛泽东主席在长影厂厂长亚马的陪同下,走进摄影棚。大家都愣住了,激动得不知应该怎样才好。厂长亚马指着小演员对毛主席说:“这些就是我们的红色儿童团员,请主席看看像不像当年瑞金的孩子?”毛主席和摄影棚所有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小演员们围住毛主席,有的拉着毛主席的手,有的使劲鼓掌,有的还高兴地跳起来。毛主席亲切地问孩子们:“你们是长春人吗?”“我们是北京人。”孩子们回答着。毛主席笑了,问孩子们是哪个剧团的,在哪个学校上学。这时,拍摄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开动了机器,被毛主席发现了,笑着说:“不要把我当戏拍了进去。”在场的人也都笑了起来。毛主席在摄影棚里走了一圈,仔细地看着,指着一些油纸做的树叶和麻做的青草问:“真的能不能用?”厂长亚马回答说:“能用。”毛主席问:“这场戏怎么不到实景中去拍?”导演苏里说:“因为季节关系,所以在棚里搭了景。”毛主席又问:“这要好多钱啊?”导演回答:“大约一分钱一片树叶。”吉林省委书记吴德补充说:“这里是容许弄虚作假的。”毛主席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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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于孟子爱之深、知之深,故最能同情了解孟子的脾气。自韩愈之后,两宋文人士大夫接续推崇《孟子》,终于使之升格,由“子”入“经”。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周易》《尚书》《仪礼》《诗经》《春秋》
正式成为儒家经典。南朝刘宋时期,《论语》《孝经》等补入经典成“十经”。唐代文宗刻石经于长安,将《尔雅》收入,扩为“十二经”。到南宋光宗丛刻“十三经”,《孟子》始正式进入“经典”,是诸经中最晚的一部。

1958年5月,毛主席视察长影厂时与影片《红孩子》中饰演细妹的小演员宁和的合影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

近日,全市“拆墙打洞”整治行动,让不少胡同重现历史风貌。东四头条至东四十四条这一片保存相对完整的胡同片区也受到关注。“东四”是老北京一个非常繁华的商业场所,当年这条十字街口东西南北各有一座牌楼,再加上位于北京城东部,因此这十字路口也被称为“东四牌楼”,后来就叫东四。而由打东四往北数,这一条条横向的胡同,便也被依次命名为东四头条,二条等。明代的时候排到了四条,清末则增至十二条,1949年后将十二条北面的两条胡同也同时改名,分别命名为十三条和十四条。

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以天下为己任,有“事业付之书生”的政治担当,呈现“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的气象。杜维明曾以“士的自觉”论述孟子价值。这种自觉在宋代文人士大夫那里得到了回应。

1958年7月,影片《红孩子》公映,观众争相观看。影片的主题歌《共产儿童团团歌》传唱至今:“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这十四条胡同由南向北纵贯近三里,占地并不是很大,但这里面的故事可真是不少。这一带昔日有很多历史名人故居,如二条的清朝重臣松筠宅,四条的楚图南故居、廖沫沙故居,五条清代大臣裕谦宅,六条的大总统徐世昌宅,七条的大军阀阎锡山宅,八条的叶圣陶故居等。再加上这一带曾经居住过数不清的王爷、贝勒等金枝玉叶,因此可谓是“卧虎藏龙”之地。

无论进退都需掌握主动权

《闪闪的红星》最初拍摄时有两个“潘冬子”

东四头条二条

作为影响后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遗产,孟子的“英气”首先表现为一种潇洒不拘、独立自由的主体精神。

影片《闪闪的红星》根据小说《战斗的童年》改编。原著中的年度跨度是从1934年写到1949年,潘冬子从一个7岁的儿童成长为一个青年,当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所以,影片最初拍摄时,潘冬子由两个演员分别饰演……

民国时期有“百家讲坛”

孟子尝言:“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成语“绰然有余”即出于此。无论进与退,致君尧舜抑或抱才退隐,孟子都认为需要掌握主动权。《周易》说“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讲的就是同理。在陶潜那里,则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在李白那里,就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王冕那里,则是“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

1964年,济南军区文化部干事李心田创作完成小说《战斗的童年》。1971年,李心田对小说修改后,改名《闪闪的红星》。1972年5月,《闪闪的红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续广播节目很快播出了这部小说。八一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八一厂”)导演郝光当时正在筹拍根据李心田同名话剧《再战孟良崮》改编的同名电影。他与李心田商定,下一部就拍摄《闪闪的红星》。与此同时,北京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北影厂”)也想拍摄《闪闪的红星》,并向解放军总政治部打招呼:如果八一厂不拍,北影厂就拍。八一厂得知消息后,决定《闪闪的红星》立刻上马。导演改由李俊和李昂担任。《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由济南军区和八一厂集体研究、集体改编,王愿坚和陆柱国执笔。1973年7月底,电影剧本完成。9月,摄制组赴江西鹅湖拍外景戏。《闪闪的红星》是八一厂在“文革”时期正式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上上下下格外重视,所有演员精挑细选:高宝成饰演宋大爹、赵汝平饰演冬子爸、郑振瑶饰演冬子妈、刘江饰演胡汉三、13岁的刘继忠饰演椿伢子、11岁的祝新运和另一位演员分别饰演小潘冬子和大潘冬子。潘冬子为何由两个演员分别饰演?因为小说《闪闪的红星》的故事从1934年写到1949年,潘冬子从一个七岁的儿童,成长为一个青年,当了一名解放军战士。《闪闪的红星》最初拍摄时,基本按照小说的结构顺序,时间跨度大,因此潘冬子由两个演员分别饰演。饰演胡汉三的老演员刘江老师告诉笔者:“影片第一次拍摄时,演大冬子的演员还跟着我们一起去江西外景地。第二次拍摄时,剧本做了大的改动,大冬子的戏被全部取消了。”

清代,东四头条和东四二条并不是东西贯穿的胡同,这两条胡同走到一半似乎就被一栋建筑“拦腰截断”,这座建筑就是怡亲王府,后为孚郡王府。从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可以看出,东四头条自西向东,经过大慈延福宫后身,到怡亲王府西墙折向南到朝内大街。东四二条也是向东至怡亲王府西墙就拐弯了。

孟子还强调,游说君王的时候,内心要有自信:“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同时,要注重人格独立与尊严,拒绝来自权力的傲慢:“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

1973年11月,《闪闪的红星》摄制组拍摄了100多个外景戏镜头后,从江西外景地返回北京。八一厂领导审看样片后,认为拍得不好,“有些戏不完整,演员表演问题较多。”八一厂领导研究决定,影片重新拍摄,分镜头台本重新写,调导演王苹进入摄制组,撤换饰演冬子妈和饰演吴修竹的演员,冬子妈改由总政话剧团的李雪红饰演。重新改写的分镜头台本,故事内容只截取了小说的前半部分,从1931年起,到1936年止,取消了大潘冬子的戏。因此,祝新运饰演的潘冬子成为唯一的主演。
1974年3月底,《闪闪的红星》摄制组再次赴江西鹅湖外景地,开始第二次拍摄。导演组有三位导演:李俊、李昂、王苹。王苹“文革”前因拍摄《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影片而蜚声影坛。《闪闪的红星》第二次拍摄时,王苹刚从“牛棚”里出来。王苹担心出来工作会遭到江青的嫉恨,因此主动向八一厂领导提出:影片完成后不要属自己的名字。根据《闪闪的红星》主创人员的回忆,王苹为这部影片付出了巨大心血,许多经典的段落都是王苹指挥拍摄的。有一场戏,灯下,冬子和椿伢子趴在米店阁楼的地铺上说话。冬子:“老板为什么有米不卖?”椿伢子:“哼,准保又要抬高米价了!”冬子:“这个老板真坏!”椿伢子:“在这里真憋屈得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什么时候跟吴大叔一块打白狗子,那才好呢!”导演李俊回忆,拍摄这场戏时,王苹提出孩子说话时,应该一边说话一边把腿翘在空中晃动,这样更加真实自然。

由怡亲王府的规模可知,这两条胡同在当时的地位。东四头条和东四二条,曾居住过很多知名人士,如清代乾隆帝宠臣福康安;同治、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等,都曾在这里居住过。

在君臣交往中,孟子反对过于主动,希望以一种相对的被动来获取尊重。对于公孙衍、张仪这类迎合、顺从君主的人,孟子斥责他们是“妾妇之道”。我国历史上一直有“不召之臣”的佳话,如伊尹之于商汤、管仲之于齐桓公、诸葛孔明之于刘玄德。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韩信唱道:“身怀角书不轻献,方见英雄非等闲。”这里面,“不轻献”即是保持高姿态。相较之下,孟子的孤傲不免过于天真。

王苹对《闪闪的红星》最大的贡献,是将清新抒情的艺术风格带到了影片中。小说《闪闪的红星》原稿中,有些细腻的感情描写,但改稿时,作者李心田担心这些内容不健康,就删去了。八一厂拍摄《闪闪的红星》时,增加了一场戏,弥补了小说的缺憾:茅屋里,冬子抱着草走到母亲身旁,把草放在地上。母亲在整理草铺。冬子:“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母亲沉思。冬子:“妈妈。”母亲:“孩子,你记得歌儿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母亲低声唱:“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闪闪的红星》第二次拍摄时,还增加了“小小竹排”这个优美段落:“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那优美的歌声至今仍广为传唱……

如今的东四头条,非常短,往东走不到数百米,便来到胡同尽头。头条1号原为社科院宿舍,钱钟书、杨绛等文化大家曾在此居住。杨绛在《我们仨》中提到:“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这年五月,我家迁居东四头条1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

“反复谏之不听”不配称君

1973年6月,摄制组完成外景戏拍摄,回到八一厂拍内景戏。小说作者李心田回忆说,有一天晚上正赶上拍火烧胡汉三那场戏,祝新运演得极其投入,导演王苹对他说:“这孩子演戏太灵了,拍摄前把规定情景给他讲了,他很快就能酝酿出情绪来,该哭的时候,眼泪自然就流出来了,根本不用眼药水。你再给这孩子写部电影吧,有两部电影一撑,这个童星就亮了。”

在东四头条胡同的尽头,可以看到侯宝林故居,门牌号为19号。在灰色的院墙上只有简单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侯宝林故居”几个大字,这是侯宝林生前好友、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题写的。侯宝林故居占地不大,在胡同中并不起眼。

孟子思想受子思影响,史称“思孟学派”。子思姓孔名伋,是孔子之孙。孟子曾受业于子思的弟子。

1974年10月,《闪闪的红星》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毛泽东主席还派身边工作人员给祝新运送去了芒果。《闪闪的红星》之后,祝新运和刘继忠被特招入伍,几个月后又特招进入八一厂。后来成为八一厂演员剧团的正副团长。

清代乾隆时的《宸垣识略》记述,福康安的公爵府邸在东四二条。福康安的姑母是乾隆皇帝的孝贤皇后,父亲是大学士傅恒。福康安历任云贵、四川、闽浙、两广总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据传,当年东四二条胡同的大部分都是福康安的府邸。

子思也有一襟英气。鲁缪公欲与子思为友,子思说:“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意思说的是,你凭什么与我交朋友?地位你虽比我高,但在道德上你必须师“事我”。

民国年间,在二条胡同东面,孚郡王府的西面兴建起了华北协和话语学校(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学校最初目的是为了培养在华传教士的中文,但由于其高质量的教学水平以及独特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其逐渐成为北京城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最为有名的一处汉语培训机构。华北协和话语学校发展到最为鼎盛时,和燕京大学合二为一,成为燕大下属的华文学校。当年,除了学习汉语,学校还会举办关于中国文化的各种讲座,主讲人也大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如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冯友兰、胡适、林语堂、老舍、周作人等,都在这里开设过专题讲座,因此这里简直就是当时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百家讲坛。

孟子的口吻与子思如出一辙。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京剧舞台上《击鼓骂曹》之所以长演不衰,即因余派唱腔的高亢苍凉,将祢衡以寇仇视曹操演绎得淋漓尽致。而朱元璋读到这句话后,就下令停止祭祀孟子,并箭射进谏之臣。朱元璋还删节《孟子》为《孟子节文》,被删的内容不准列入考试范围。

华语学校共培养学生近2500人。从这所学校走出的名人也不少,如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将军等,都是从这里走出的“中国通”。1949年后,这所学校成为文化部大院。文化界的名流如沈雁冰、周扬、夏衍、阳翰笙等都曾在此生活过。

在孟子眼中,连周文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更厉害的是,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都是为人臣子而杀害国君,这是可以的吗?孟子果断地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大致意思是,商纣王不配称君,只是一匹夫罢了,“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齐宣王听了“勃然变色”。这一段对话也被视作孟子“目无君父”的证据。

东四三条

“傲慢”源于缺少在世知音

少有的蒙古郡王府

理性来看,孟子“英气”性格背后确实有一种傲慢的偏执。孟子名轲,“轲,椄轴车也”。这似乎昭示了孟子人生的坎坷与性格的轲峨。

东四三条是一条贯穿东西的胡同,这条胡同的东半部分基本上是怡亲王府的后身,中段的南侧则是文化部大院。而在大院的路北,则是清代喀尔喀蒙古(即当时的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多罗郡王在北京的府邸。说起这一支蒙古勋戚,和清王朝的关系可谓是非常密切。为了团结这一部族的人,康熙皇帝把自己的第六女嫁给了部族的第三代汗王敦多布多尔济。清廷和蒙古的联姻非常频繁,终清一世共有586次通婚,这其中从清廷嫁出去的皇女或其他宗亲的“格格”共有430名。

孟子三岁丧父(一说孟父长年在外),由孟母教之。由于缺乏父爱,加之“孟母三迁”,从坟墓迁集市,再迁至学宫旁,其间不免遭受委曲,故孟子养成刚硬、固执乃至暴躁的性格,自不足为怪。